到最后会想起延续在姜文-程耳里的虚伪的宽容的问题，觉得电影真是意识形态机器，用一些你无法抗拒的手段把导演的想法化成是自己的或者是认为理所当然的。这天使一般面庞的男孩们（尤其是那个双胞胎以及戴花围巾的男孩），怎么讲他们的故事都可以，既可能残忍杀害小女孩，也可能这么“无辜”，莫名背负这些战争罪，因为着实导演在提醒这种复杂性，比如“重建德意志”以及英国军官的脸。但也许正是因为来自丹麦第三方视角，所以他选择宽容的。按着从《法兰西》而来的托尔斯泰式原则，除了宽容，我们还能做什么呢？